西安：一个王城的背影 悲情之城 西安，一座悲情之城。

　　 都说这是一座有隐痛的城市，现如今，她的隐痛全埋在城墙里面。西安之所以有隐痛，是因为她有往事--长安往事。十三朝古都的往事，一代又一代，堆积如山。

　　 西安这座城曾经太磅礴，真可谓沧海桑田，白云苍狗，也难掩其昔日的风采。一千四百年前的这座古都，面积是现在西安老城的十倍；一座大明宫，是北京紫禁城面积的三倍。盛唐时代的长安城，还有白人和黑人居住，真正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

　　 可以说，西安记忆里的辉煌绝不在北京之下。
西安，天生就是王者之城。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西安大致位居中国之中，神秘的东经109度左边。不要小看这条贯通陕西南北的东经109度，它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条龙脉，兰田猿人，半坡仰韶文化，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周、秦、汉、唐，直到新中国的摇篮革命圣地延安，大致都在这个经度上。

　　 西安是在北部中国的河(黄河)文化、南部中国的江(长江)文化和西部中国的雪山草原文化三大板块的结合部，三种不同质地的文化在这里形成涡流和冲击波，使古都文化具有了极大的容受力和强韧性。

　　 西安自古以来就是四条经济文化通道的出发点。由此往西，有把中原文化和河西、西域文化与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文化贯通的丝绸之路；有把中原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与南亚印度次大陆文化贯通的唐蕃古道；由此西经宝鸡往南，有把中原文化和巴蜀文化、川滇黔多民族文化与南亚中南半岛的小乘佛教文化贯通的博南古道，又有斜向的茶马古道将博南古道与唐蕃古道相联结；由此往北，有把中原文化和蒙宁草原文化与北亚西伯利亚文化贯通的秦直道和其后的骏马之路。这四条以西安为起点的古道，至今仍是辐射四方的经济文化要道。

　　 在八大古都中，西安独占三个"最"：一是建都朝代最多，是13朝古都，比洛阳多7个朝代，比开封多8个朝代，比南京多7个朝代，比杭州和北京多10个朝代；二是建都年代最长，达到1062年，其它几个古都都没有超过千年，洛阳九百多年，北京六百多年，南京三百多年，开封二百多年，杭州一百多年；三是中国最早达到百万人口、最早实施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大都市。中唐诗人韩愈有诗曰："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秦代已经有了下水道，汉代有了严密的排水设施、砖砌路面，有了近600家藏书馆、13000卷藏书，司马迁写《史记》就参考了这些书。到唐长安，则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垣(35.5公里)。宏伟的建筑、整齐的坊里，东西两市、四通八达的道路和行道树，遍布廓城宫院的水渠池塘，繁荣的手工作坊和商业贸易，还有"飞钱"(各地可向长安汇款)，都是中国城市之最。西安又是世界五大古都之一，和雅典、开罗、罗马、伊斯坦布尔齐名，在汉唐时期，西安和罗马作为两个最强大帝国的首都，并峙于地球的东西方。

　　 西安，作为一个都城的开局不可谓不灿烂。但是，从历史的起点出发，一个著名的都城又是怎样的繁华看尽直至凄凉谢幕的？

　　 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建都镐京到公元十世纪初(907年)唐朝灭亡，两千年间，各大王朝都曾经在西安定都，只是客观条件实在不许可时，才被迫移往别处。即使扣除掉都城他迁的时间，西安作为国都历史也在千年以上。那么--古人为什么执意选择西安做国家的政治中心呢？

　　 毫无疑问，是关中地区独特的地理条件，构成了历代王朝选择在西安方圆百里之内建都的主要原因。

　　 水资源条件是建都时必须重点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古代，人们选择城邑时都毫无例外靠近河流。这是因为近河地区交通便利，水源充足，而且土壤肥沃，物产丰富，又适于原始农业耕作，因而是人们理想的居所。《管子o乘马篇》云："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在这个意义上说，城邑选址一定要选在高亢之处，但不能离水源太远，要有足够的用水；反过来说，城邑选址又不能离水源太近，否则容易遭受水害，还得需要修筑防洪设施，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水资源条件方面，古都长安具有非常优越的条件。《西安府志》卷5记载："长安之地，潏、滈经其南，泾、渭逵其后，灞、浐界其左，沣、潦(即涝河)合其右。"在历史上，素有"八水绕长安"之称。这些河流分别流经都城长安的东境、西境、南境和北境，把长安城围在中心，这为长安的用水提供了便利条件。秦、汉、隋、唐各朝在营建长安城的同时，充分利用了"八水绕长安"的有利条件，有计划地分别从城东、城南和城西开凿了许多人工渠道，如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漕渠、黄渠以及横穿长安城的水渠等，引水入城，不仅有计划地解决了都城的用水问题，而且还进一步美化了城市环境，给古都长安城平添了几分姿色、几分魅力。
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广阔的平原，也是西安成为古都的重要地理因素之一。从气候上看，虽然历史时期的气候每隔400-800年间有冷暖波动，摆动范围为1～20℃，但基本上没有影响长安处于暖温带的格局，所以处于欧亚大陆东部季风区的长安，夏季温暖湿润，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同时也便于人类的活动。从土壤状况看，"秦川"上部的黄土、次生黄土等覆盖物是由横贯中部的渭河及其支流冲积、淤积而成，这种土壤优点极多，甚是肥沃，这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对于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来说，选择都城还必须考虑经济地理的优劣。长安具有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广阔的川原，这为农业生产创造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同时，历代水利工程的建设，又为这里的农业经济提供了安全保障，致使关中地区农业经济相当发达，是古代天下最富庶的地区。司马迁说："关中自汗、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到了唐代，关中的土壤仍是全国最为肥沃的。《新唐书》卷53《食货志》记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可见，长安及其周围地区的农业经济十分发达，一个潜在的都城几乎是呼之欲出了。

　　 当然，对一个都城来说，军事地理因素是最重要的。历代王朝或政权在选择都城时，对于军事地理因素十分重视，因为必须考虑地理上的安全。从关中的军事地理来看，长安具备了"山川以为固"的优越条件。它三面环山，东临黄河天险，山川形胜十分险要，"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关中地区的南面是巍峨高耸、重峦叠嶂的秦岭，西起宝鸡，东达潼关；西、北两面是由蜿蜒起伏的北山山脉组成，如陇山、岍山、岐山、梁山、九峻山、嵯峨山、紫金山、尧山、黄龙山等，西起于陇县，东达于黄河，自西北而东北，布列而峙。在这些险阻中，又有函谷关、潼关、临晋关、蛲关、武关、大散关、陇关、萧关等关口要隘，真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展"。所以说，"秦，形胜之国，阻河山之险，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同时，关中地区扼东西交通要冲，在关中地区立足，既可以防御或组织出击主要来自西北地区各游牧民族贵族统治集团的侵扰，以屏蔽黄河中下游的农业地区，又可以居高临下，控制中原。

　　 公元前350年，战国时代的秦国正式迁都咸阳。这个咸阳就是长安，即今西安市的北郊，在今咸阳市以东10公里。秦始皇(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后，迁六国富豪12万户来咸阳，大规模扩建京城，估计人口不下50～60万。因咸阳城窄，公元前212年70万刑徒开始在城南另建朝宫--阿房官。史载阿房宫规模极为宏大，"东西五里，南北千步；前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只可惜秦末楚、汉争雄，楚霸王项羽入关，血洗咸阳，放火烧了京城和阿房宫，"火三月不灭"。一代京都就此毁灭。

　　 刘邦平定天下以后，群臣大多是太行山以东原六国之人，都劝刘邦定都洛阳。齐人娄敬劝刘邦定都关中，说洛阳和关中不同，汉朝和周朝也不同。洛阳之地虽居天下中，但缺少险阻依凭，"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周朝兴盛时务兴文德，不置一兵一卒而天下敬服，但到周朝衰落以后，天下无人遵从王命而周朝即不能控制。汉朝夺得天下经过了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骨肉暴露旷野，哭声未绝，疮痍未愈，这就难以寄希望于文德，而必须依靠险阻。而关中之地，第一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拥有百万之众，进可出关平乱，退可保全自守。第二土地肥沃，资财富足，号称天府，足可供应宫禁和朝臣所需。刘邦听了犹豫不定。群臣提出反对意见说：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对黄河，南向伊洛，其险亦足凭恃。唯独张良认为委敬说得对，说：洛阳虽有这样的险阻，但中间平地狭小，土地贫薄，四面受敌，非用武之地。而关中东有崤山、函谷，西有陇山、岷山，沃野千里。关中南面还可以取得巴蜀的粮食布帛，北面可以取得塞外胡人的牛羊马匹。西南北三面有险阻可守，而且并无强敌为邻，只留东面一侧，制约着太行山以东原六国地区。六国平安，就收取中原齐鲁的粮食布帛由黄河转渭水运送到关中；六国反叛，军队出征，粮草辎重又可由关中顺流而下。坚固如金城，富庶如天府，这叫做"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邦听了张良的话，当天就起驾前往关中。

汉都长安的修建虽然不比咸阳，但也甚为宏伟。汉高祖刘邦在世时，先修建了长乐宫和未央宫，汉惠帝修建了长安外城的城墙，汉武帝又修建了内城的北宫、桂宫、明光宫和外城的建章宫，并开凿了昆明池。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萧何在龙首原上营建未央宫，修建了高大的东阙、北阙以及前殿、武库、太仓等建筑。其中前殿东西长五十五丈，南北长十五丈，高三丈五尺。汉高祖见后发怒说："天下汹汹，苦战数年，成败尚未可知，为何过度修治宫室？"萧何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丽不足以重威。"未央宫后来增至承明、清凉、宣室等四十多座宫殿台阁，周围二十八里。汉惠帝修建外城城墙，前后两次共征发了二十九万余人。建成后的长安城周围六十五里，城墙下宽一丈五尺，上宽九尺，高三丈五尺，有十二座城门，城内有八街九陌，一百六十个闾里，九市，人口多时达五十万人，是此前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座都城，称得上是壮丽威严了。

　　 西汉定都长安共二百二十余年。在此后的三百多年间，长安是处在上升和发展的通道里。"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中孕育着分，合到极处，正是分的起点；分中孕育着合，分到顶点，就是合的源头。治和乱的交替，也反映着同样的逻辑，长安，在西汉、东汉三百年的分裂和混乱中，它悄悄地为在未来的统一和秩序中实现自己的辉煌准备下了基础。

　　 隋文帝开皇二年(公元582)，在汉长安城的东南、龙首原的南端另建新城，当时称为大兴城。大兴城的地势较汉长安城更为开阔，新开凿的龙首渠、永安渠、清明渠引浐水、镐水、汉潏水入城，给新城注入了新鲜活力。公元617年，隋炀帝还没死之前，李渊就控制了关中，炀帝一死，他便在长安称帝--不可能去别的地方了，因为到处都是割据势力，需要逐个铲除。六七年后，形势稳定了，而关东地区已经被战乱摧残得不成样子，关中地区却没有遭受太大的破坏，建都长安自然是惟一的选择。此外，李渊出身陇东大族，关陇一带的人经过东汉以来数百年的民族大融合，血统混杂，李渊的母亲就是鲜卑人，而且他是靠母亲的关系(杨坚是他的姨父)发迹，不太愿意迁居中原。

　　 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左右)，出生在中亚碎叶城的诗人李白穿越秦岭，从四川来到长安。当他沿着平坦的驿道进入关中平原，远远望见帝国的心脏时，就已经被它恢宏高贵的气质所震撼了。

　　 在他的眼前，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坐落在湛蓝的天空下，青灰色的城墙，勾嵌着白色石浆，一块块青石在阳光里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城中卷帷如云，美人如花。他在许多首诗中表达了自己对这座城的感受，"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忆秦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长安的气质是如此的高贵，乃至在多年后的一个月夜，当流浪江湖的李白回想起当初见到长安城墙的震撼时，他仍然激动难耐，在一首名为《长相思》的诗中，他回忆道："长相思，在长安……卷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

　　 唐长安城究竟壮美在何处呢？首先在它的城市结构上。它分为外郭城、皇城、宫城三层。宫城是皇帝所居，通称禁中，位于全城北部。有三座主要宫殿：太极宫，又称西内；大明宫，又称东内；兴庆宫，又称南内。北面有两座城门，正门玄武门最为重要，唐朝的多次政变都取决于守卫玄武门的禁军。南面有五座门，正中的承天门最为重要。皇城是官府所在，又称子城，位于宫城正南，有六省六部，最重要的实权机构为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三省。东西各有两门，南面有三门，正中的朱雀门最为重要。北面正对着宫城南面有三座门，皇帝和议政大臣举行内朝是在宫城内太极殿北的两仪殿，举行改元、大赦、元旦、冬至等大典的外朝就在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承天门。外郭城为官员及一般市民居住区，东西略长，南北略窄，周围六十七里，有十一条南北大街，十四条东西大街，一百一十坊，十二座城门，最重要的是正南的明德门。城内最大的一条街朱雀大街自承天门经朱雀门直通明德门，南北贯通，把长安城平分为东西两部分。最宽的一条街是宫城与皇城之间的横街，宽441米。在皇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有太庙和太社。外城中有东西两市。外城东北部的崇仁坊每到考试时节就由举子们集中居住，是城中唯一夜间不关闭坊门的地方，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十分热闹。东南部晋昌坊内的大雁塔是考中的进士题名的地方，天宝十一年(公元752)仲秋盛唐诗人高适、岑参、杜甫、綦毋潜、储光善、薛据、孟云卿、崔颢等人一同登塔赋诗，是千古少有的一次盛会。城外东南角上的曲江池是长安最著名的一处风景区，天宝年间杨贵妃的三个姐妹虢国夫人、韩国夫人、秦国夫人等一班贵妇常来这里秉烛夜游，欢宴通宵。

长安城人口最多时达到一百万人。在唐代，长安是世界上最大、最规整、最宏伟壮丽和文化最为发达的一座城市。它是唐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东罗马从贞观到开元年间五次派使者到长安，波斯仅在开元、天宝年间就十多次派使者前来，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共有十三、四次之多，每次前来的人数多时达到五百人左右，在长安居住的时间长的住到二、三十年。韩国派来的使节比日本更多。

　　 帝都长安由此迎来了它生命中最灿烂的时光，李唐王朝无疑是长安历史荣耀的顶峰，但也正是随着李唐王朝的衰落和覆没，长安永久地退出了世界历史中心的地位。

　　 从安史之乱开始，随着唐朝国运的衰颓，长安一天天失去了战略优势地位的光环。首先，作为一个大帝国的首都，它的地理位置有孤悬一隅之憾。唐王朝后期的一百多年，战乱不断，战场主要在今天的冀、鲁、豫、皖地区，后来又被黄巢扩大到浙、闽、粤、湘、鄂等地，长安真正面临"关河悬远，兵不应急"的情况，而此时，由于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淮南和江南已经成为国家财赋的主要来源，而钱粮的运转又必须从战区通过，局面的尴尬可想而知。中央指挥既不便，财赋又不足，藩镇的坐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藩镇越强大，朝廷就越无法指挥，财赋也更无保障。两者构成一种恶性循环，作为首都的长安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是每况愈下，而且无力自拔。其次，它自身的安全也成为极其现实的问题。所谓"阻山带河，四面屏障"毕竟不等于万无一失，特别是在民心思乱、指挥不当、后方空虚等情况下，有限的地理优势起不了多大作用。

　　 黄巢的大军终于彻底捣毁了唐王朝政权的基础，而且也彻底摧毁了作为首都的长安生存和发展的活力，使那颗曾经在历史的天空光彩夺目的都城之星从此消隐。

　　 可以说，中国古代都城因自然灾害或灾变威胁造成的消失还比较少见，更多的是因战乱所造成。因为每一个王朝末期的动荡战乱，都会采取极端手段破坏城市建筑，甚至为了显示征服者的胜利，摧毁前朝文化和扫荡前世影响，不惜动用非理性的残酷报复发泄让都城全部毁灭，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让被征服者心理震慑。

　　 长安终于大难临头。

　　 公元883年，黄巢撤离长安，临走的时候，下令进行大规模烧杀，接踵而至的李克用的部队"暴虐无异于贼"，于是"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公元904年，朱温强迫驱赶唐皇室及长安士民东迁洛阳，拆毁长安皇家宫殿、百司衙署与城内民房，拆下的建筑木料被推拉至渭河浮水而下，被迁者号哭载道，老幼相随，流离漂泊，月余不绝，长安顿时坍压毁圮变为残砖烂瓦，史载："全忠(朱温)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大唐的盛宴终于曲终人散了，从五代起国都日渐东移，帝国的心脏淡化成了背景，城便成了废都。长安的时代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伟的都城从此土崩瓦解，成为一片废墟，成为尘埃落定后人们长期隐痛的记忆和永恒的怀念。

　　 朱温走后，佑国军节度使韩建为守御之便，将破烂的皇城修复，名为"新城"。它放弃了外城和宫城，所以比起唐城来实在是微不足道。后来五代、宋、元的长安城，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修修补补，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长安正式改名西安府。清代在城内东北隅建满城，圈去全城三分之一的面积，专供满人居住。到清末，西安城冷冷清清，仅余人口11万多。

　　 长安城，到头来就像一场梦，靡丽而奢华，如同让人欲罢不能的美酒，酿了千年，却销不了万古的愁怨！

　　 长安是以其在地理上的重要战略意义而被选为都城的，也是因为在不停的战乱中屡遭毁灭性破坏而最终失去了都城的地位的。一般而言，任何破坏都是可以恢复的，但是为什么此后的朝代再也没有做建都长安的尝试呢？

让我们试着掀开长安宿命里那些最后的谜底吧。

　　 在中华文明的开始，关中平原是国之沃土，但在很多年以后，关中平原开始变得不堪承受。尽管它适宜于农业的经营，其产出也很大，但是古都长安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这种情况，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初露端倪，到了隋唐时期依然未能改善，反而更加严重。由于漕运关中，要经过黄河的三门天险，甚至出现了"用斗钱运斗米"的情形，其漕运耗费之大可见一斑，这对长安逐渐失去国都地位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两千年间的战火已经使这里的生态环境趋于极度恶化。从西汉时期开始，长安的供应就要仰赖江淮，所以刘彻才有修漕渠的举动。这项工程的前提是渭河和黄河必须有充足而稳定的水源。到了隋朝，这个前提没有保证了，于是，被迫实行分段运输的办法：从江淮启运的物资逆汴水而上，在洛阳上岸，视黄河水情另行装船西运，到了渭河河口，又一次在陆上卸货，根据渭水水情再重新装船，直达长安。正是出于这种转运的需要，才在洛阳修建了规模巨大的仓库--洛口仓。到了唐宋时期(特别是宋以后)，北方的河流水量日益减少，而且出现季节性断流，航运功能不断萎缩，宋金对峙时，问题不突出，元代统一后，忽必烈就不能不大力修浚运河来维持漕运。还有，北方的缺水并不是因为雨量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对森林的过度破坏造成的。由战争造成的对自然资源的毫无节制的糟蹋，最终导致了整个北方地区自然环境的恶劣，这个过程从陇右关中向晋、豫、冀、鲁逐步展开(只是靠着京杭大运河的输血作用，才维持了部分地区及京津的繁荣)，因此，作为政治中心，最先被帝王们抛弃的只能是长安了。长安每一次遭到战乱破坏后的重建，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难度，原因是资源日益紧缺。早在安史之乱后，诗人杜甫有感于残破不堪的长安，在《秋兴八首》之六中写道："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他似乎已有预感，战争的愚蠢和凶残，使这座记载了千年繁华的帝都，在不久的将来即将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而与此同时，东方的洛阳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那里的水草依旧丰美，土地依旧肥沃，森林依旧茂密，河水依旧清澈。于是，迁都势在必行。

　　 长安，就此成了废都。

　　 城墙的宿命 西安的城墙是青色的，刻满了风霜与沧桑。可以说，古城墙上的每一块城砖，犹如古书函般，排列成了解读这座十三朝古都的典籍。站在城墙上听风吟唱，世人会很容易理解西安这座城的厚重与悲凉，因为这样的声音，能将人轻易吹入历史之中，历史刹那间无可言说。

　　 不登城墙，是不会真正了解西安的。西安这座古城，好像一切都是被笼罩、被封闭似的。城墙严严实实的，一"圈"就是好几百年，西安人历史上从来都是被围在城里的，从汉唐直到明朝，尽管城的位置和大小有所变化，但墙是一直都存在着的。从古到今，城墙给人一种安全、周全的感觉，更有一种坐城号令天下的威风。不过，岁月流逝，墙是越来越固了，城是越来越古了，城墙里的人也愈来愈"孤"了。

　　 现在的西安城墙根下一边是低矮的民房，另一边是环城的一片绿化带，人们在这城墙里大多行动悠闲。在那些阳光晴好的日子里，人们可以清晰看到南门箭楼上的窗户，灰尘已经很厚了；而城墙底下住的人家，日夜与历史比邻而居。阳光下的城墙人家，屋顶的瓦片上都是风尘积聚的黄土，在阳光中泛出土质的明亮色泽。

　　 据史载："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此城郭之始也。"可见，早在4500年前，城墙作为传统的防御设施，伴随着城市同时产生。有3100年建城史的长安，历代都修筑城墙。无论周朝的沣、镐，还是秦时的咸阳，汉代的长安，都曾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不过，"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些古城墙最后大多沦为历史的尘埃，留下的，也不过是历史的遗迹，仅供后人于废都斜阳中凭吊。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都地点未确定以前，廷臣多次建议利用关中形势，建都西安。朱元璋特派皇子巡视西安，察看建都之事。后来，朱元璋又将次子朱樉封为秦王。当时，明朝筑城风气非常盛行，现在全国保存下来的许多大中小城市的城墙，大多是那时建造的，至今民间还流传着"汉冢唐塔猪(朱)打圈"的俗语。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秦王朱樉开始正式筑城，至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完工。据史料记载，这次修建，原有的旧城西边和南边的城墙没有动，只是把东面和北面的城墙向外拓展了许多，使面积增大了四分之一。其建筑时间前后历时有七八年，正式筑城也有四年左右，明洪武十一年全部完工。建成后的西安城墙，周长约14公里，高12米，底宽 14～18米，上项宽12～14米，城墙平面总体呈东西向长方形。所筑城墙全部用黄土掺和麦秸、草渣分层夯筑，每层厚8～12公分，最后一层用石灰、土和糯米汁混合夯打，墙体非常坚固 。

　　 修筑城池，目的当然是为了防御。西安处于西北要害之地，地位险固，便于扼控边防。现在的新疆人仍把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称为"口内"，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不要小看西安这座城墙 ，在现在战争中它可能难以经受打击，但在古人那里则是一个坚不可摧的防御系统，简陋的武器是拿它没任何办法的。为了便于防守，也为了能在防守的同时打击敌人，城墙在设计上是想了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比较科学和有效的办法的。沿城墙外围挖有护城河，又深又宽，只有通过城门上的吊桥才能出入。城门处又有城墙三道，门洞三重，其上建有正楼、箭楼和谯楼，前后相列，同时又设有护门小城，叫瓮城，入城必先进瓮城，必要时可四面围击。城垣四角各有一座角台，建有角楼，在上观望，视野较宽。沿城墙外壁每隔120米还筑有一座伸出城墙的"敌台"，以便于观察敌情，便于防守，便于还击。整个城墙的外沿设计有女墙(垛墙)，当然是为了做掩护、了望和攻击之用。从城墙的整体结构来看，其防御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防御功能是非常强的。线条粗犷的城墙和众多的垛口如忠诚的卫士凌然携手护城。城墙顶部宽敞，垛口林立，这里曾是屯兵无数、刀光剑影的战场，可以想见当年一定是寒风朔朔，旌旗猎猎。但这一切随着历史的烟尘，飘散远去了，只是古城墙依旧，似乎对人们诉说着自己的劫难和过往。

　　 城门是城墙的眼睛。从汉代到今天，它更直观地见证着历史的发展、都城的兴衰，它"目睹"了这座城市世世代代人的生存和生活。玄奘取经归来，在朱雀门皇城脚下一洗16年的风尘；李自成兵临长乐门下，慨然长叹：皇帝若得长乐，则百姓长苦矣……

　　 2000多年前，汉武帝在长安城修建了最早的城墙。那时共有12个城门。名字也非常古雅动听，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覆盎门、西安门、厨城门、洛城门、雍门等。而唐代的外城门有15个：东边有通化门、春明门、延兴门，南边为启夏门、明德门、安化门，西面是开远门、金光门、延平门，北墙开设丹凤门、芳林门、景耀门、光化门，玄武门和安礼门与宫城共用。单从这些充满内蕴的城门名称就可见唐代经济文化的繁盛。

　　 公元645年，玄奘返回长安，他从古印度带回了657部梵文佛经。取经归来，玄奘受到皇城百万臣民的盛大欢迎，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去迎接玄奘。迎接仪式就在朱雀门举行。那时建筑宏伟壮观的朱雀门，是皇城的正门，也就是皇上出入的南门。由此可见仪式的隆重。长安的城门可以说见证了历史的重要时刻。

　　 但是历经朝代更迭，饱受战火蹂躏，古长安城的城门也几经损毁和修复。明末李自成起义军由长乐门(今东门)攻入西安。李自成看到悬在城门上的"长乐门"匾额，对身边将士说："若让皇帝长乐，百姓就要长苦了。"将士们一听此言，群情激愤，点火烧毁了长乐门城楼，长乐门直到清代才重新建造。

　　 到了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时期，清兵龟缩城内抵抗新军的进攻。当时安远门(今北门)的城楼是满族人的弹药库，里边驻守的清兵负隅顽抗，新军集中火力轰击弹药库，致使清兵受到致命打击，全线溃败。至此，清政府是被推翻了，但是雄伟壮美的安远门城楼也在战火中被毁掉了。

　历史的沧桑真是一再轮回，长安的宿命不说也罢……

　　 那些曾经的历史现场 西安毫无疑问是有历史的，西安曾经是中国厚重历史的巅峰，历史把辉煌留给了西安，但是当时光漫流，古时的辉煌不再，一代帝王风采不再，留给现世的只剩下残破的城墙、荒废的文物以及西安人对历史的沉迷与眷恋。西安到处存在着历史的气息，这气息在残破的街道，在一声声的鼓声和钟声里，在人们的行走间，更在那些曾经的历史现场。

　　 比如书院门。

　　 书院门承载了一个帝都的文化风骨，也承载了它的沧桑无言。现如今，它只能以仿古的形式诉说过往。当一个辉煌的城市渐渐从岁月里走远的时候，至少，它会留下一个背影，耐人寻味，而书院门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书院门的地名起源于在它里面的关中书院，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四大著名书院之一，西北四大书院之冠。

　　 传说明代一个叫做冯从吾的工部尚书，给皇帝上书，说皇帝"沉溺酒色、荒于朝政"，结果被革职回家，然后潜心研究易理，在宝庆寺讲学，后来又拉上陕西省当时的最高行政长官汪可受，进行"联镳会讲"，来听讲的人足有几千人，这之后在那个地方修了一所书院，就是关中书院。

　　 冯从吾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斗争，与"千人所指，一丁不识"的魏忠贤势不两立，成为东林党人在西北的首领；并在此设立书院，以此作为阵地，以"天地万物一体为度量，出处进退一丝不苟为风操"作为兴学宗旨。中国书院大致始于初唐而盛于南宋，但在中国文化史上东林书院绽放和折射出了独特的光彩。关中书院就是它的光和影在这儿的摇曳。那副脍炙人口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现在依然闪烁在这里。当时一群文化人在此开始了他们的文化远征，这里不是遗老遗少的"诗酒文会"，不是空谈心性的象牙塔，也不是钻营苟且的名利之场。这里曾是一群帝都血性文人的神圣祭坛，在这里他们讽刺朝政，裁量人物，针砭时弊，在风雨飘摇中为一片明朗的天空大声疾呼。他们躬行实践，高标独立；研究经世致用之学，于万马齐喑中开启明清实学思想的先河，但家国天下之事他们时时念念于怀。片纸尺牍背后凸现出的强烈忧患意识，至今令人五内沸然。但是"江山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关中书院建成以后不久，魏忠贤灭了东林书院的一帮文人，顺便把关中书院也收拾了一下，冯从吾也被累及。然后，熹宗一道圣旨把关中书院拆了。一直到康熙3年，关中书院才被重建起来。

　　 关中地区明代以后的历届科举考试都在这里进行，应试者就在这条街上食宿，温习功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关中书院改建为陕西省师范大学堂，当时成为西北5省的最高学府，民国时改为省立师范学校。解放前，书院门经过几百年的风霜雨雪，两旁的酒肆、茶房、店铺已荡然无存。房屋破败、街容陈旧，与近在咫尺的碑林博物管极不相称。帝都的文化风骨沦落至此，真切地说明了一个时代的衰微与一个城市的迷茫。曾经荣耀着的长安城悄然远去，只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沉默的背影，怆然守候着那些老去的时间、地点和人物。

　　 和书院门一样，坐落在西安三学街东段一座清代文庙里的碑林，也是一个古韵十足的地方。碑林所在的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碑林，因碑多如林而得名。碑林里的松柏树木常年郁郁葱葱，大多树龄甚高，似乎每一棵树都承载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碑林的珍贵，不仅仅是因为唐朝建立碑林至今的九百余年历史，更在于它收藏了自汉代以来近二千年的碑刻；不仅仅是历代书法名家如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柳公权、米芾等人的墨宝刻本，还在于它留存着唐太宗、康熙等贤明君主的手笔；碑林里既有为防印刷传抄错误以便校对之用的四书五经，又有统一文字书写规范与释义的著作；有纪事碑，有墓志铭，有勘界碑；有原存于碑林的石刻，也有历代考古发现的一些珍品的移存；一些唐等朝代的碑刻，保存完好如初，字迹清晰，笔力遒劲。所有这一切使西安碑林无愧于中国四大碑林之首的名号，可谓集帝都文化于大成，真的是令人难以想像。

说碑林集帝都文化于大成，首先在于碑林里陈列的碑石，真实记载了中国古代书体的演变过程。据《史记》记载，文字是由黄帝时代的一个史官仓颉造的，在碑林的陈列室中，人们可以看到《仓颉庙碑》。除此之外，宋代梦英和尚刻立的《篆书目录偏旁部首碑》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540个偏旁部首分别篆出，并用楷书注释，自作序文说明。这对研究汉字的渊源、演进以及篆体书法都大有益处。篆书在秦代时达到了高峰。但由于它字体繁难不便于书写，秦代的狱吏程邈把篆书的笔画和结构作了简化，把圆转为方折，形成了使用较为方便的隶书。在这里人们也可以看到汉隶的一个代表作《汉曹全碑》，它是东汉时陕西合阳县令曹全所立。楷书出现于三国时期，隋唐时楷书成为通用的字体。历代统治者都把楷书规定为书写官府文书和科举文章的正式字体。楷书和行草书在碑林这里都有代表作品。

　　 同时，碑林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还在于它是一座真正刻在石头上的图书馆。远古书籍都靠手工抄写在竹简上，即使后来发明了造纸印刷术，知识分子的数量仍旧很少，文化只在少数人中间传播；每到改朝换代之际，都会对文化艺术造成极大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中华历史文明在血雨腥风中艰难传承。正是因为历经战乱文化书籍散失较大，许多书籍是后人背诵记忆重新流传，难免错误较多，故唐朝皇帝让人统一校正四书五经后刻于石碑上以为正宗。

　　 西安碑林是在保存唐代石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代石经包括：唐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745年，由唐玄宗书写的《石台孝经》；唐开成二年，也就是公元837年刻成的《开成石经》。这些石经原来都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的国子监太学内。唐朝末年，朱温挟持唐昭宗迁都洛阳，驻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将长安城进行了缩小，致使石经弃于郊外。在许多人的建议下，韩建和后来的刘郇陆续将这些碑石移到了城内的文宣王庙内，也就是今天的西大街社会路一带。由于那里地势低洼，对保存经石不利。于是，公元1087年，在北宋漕运大使吕大忠的组织下，又将那里的碑石移到了今天的位置。这便形成了最早的西安碑林。

　　 西安历史上由于朝代的更替，而遭遇过多次的沧桑与磨难，碑林也因此有过多次的变迁，也曾受到战火的破坏。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石碑，如《曹全碑》、《立界山石祠碑》、《颜勤礼碑》等，都经历过或掩埋于地下，或湮没于荒野，而最终重现人间的的历史。特别是一些后来移入的珍贵碑刻，历经风雨摧残，碑身断了，残了，边缘文字缺失了，或者日久天长日晒雨淋碑石风化字迹为风雨所风化，成为莫大的缺憾。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显碑林文物的珍贵，它是一个都城的文化记忆。如今这些石碑多由玻璃框封闭，一如那些被尘封的历史。

　　 到了现代，碑林命运的沧桑可以通过一组名为"昭陵六骏"的石雕体现出来。它是原先置于唐太宗昭陵北麓祭坛两侧庑廊的六幅浮雕石刻。六骏，指唐太宗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曾经骑乘作战的六匹骏马。相传六骏图形出自于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之手。原先画面上角刻有唐太宗题铭的四言赞诗，是由欧阳洵书写的，由于年代久远，字迹已经模糊了。唐太宗营建昭陵时，诏令立昭陵六骏的用意，除为了炫耀一生的战功外，也是对这些曾经相依为命的战马的纪念，并告诫后世子孙创业的艰难。六骏采用高浮雕手法，以简洁的线条，准确的造型，生动传神地表现出战马的体态、性格和战争中身冒箭矢、驰聘疆场的情景；每幅画面都告诉人们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故事。由于六骏雕刻精美，1914年，美国人毕士博勾结陕西军阀陈树藩将六骏中的两骏盗运到美国，现存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内。这两骏便是拳毛 与飒露紫。1918年，他们又再次来到中国，企图将剩余的四幅砸成数块再次装箱运走，被西安当地人发现并拦截了下来。现如今在碑林人们只能看到四幅残损的浮雕了。

　　
　华清宫也是命运多舛。它的兴衰沉浮可以真实地折射出一个都城的沧桑过往。华清池亦名华清宫，位于西安城东，骊山北麓，由于它紧依京城的地理位置，旖旎秀美的骊山风光以及自然造化的天然温泉，吸引了在西安建都的历代天子。周、秦、汉、隋、唐等历代王朝都将这块风水宝地作为他们的行宫别苑。西周末期周幽王就在今华清池所在地修建"骊宫"；秦始皇于此"砌石起宇"名曰"骊山汤"；汉武帝时，在秦汤基础上进行修葺；北周武帝造"皇堂石井"；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重加修饰，为美化环境而"列松柏数千株"，以点缀温汤风景。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李世民营建"汤泉宫"，竣工以后太宗率文武百官临幸新宫，亲笔御书《温泉铭》，并命石匠勒石制碑拓印以示群臣。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几经扩建，公元747年10月新宫落成，易名"华清宫"。"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三四重"，宫城倚山面渭，依骊山山势而筑，以朝元阁所在的西绣岭第三峰和温泉总源为轴线，以总源为轴心向四周辐射展开，既合理地利用了温泉，又体现了皇宫严谨的布局。宫周筑罗城，修登山辇道和通往长安的复道，内置百官衙署。"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至此，华清池达到了它的历史鼎盛时期。华清池是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罗曼史而著称的。"帝辇恒从十月来，羽骑云游应山绿"，据记载，从公元745年至755年的每年10月，唐玄宗都要偕贵妃和亲信大臣来华清宫"避寒"，直至翌年暮春才返回京师长安。其间处理朝政、商议国事、接见外使都在这里进行，华清宫逐渐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玄宗弃京师急携杨贵妃姐妹西逃，至此，华清宫由盛转衰。五代残唐以后，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华清池失去了它的特殊地位。

　　 作为汉唐两朝盛世中国的大帝都，西安留下了中国都城史上最丰厚的的人文和历史遗存，但唯其如此，它的衰落才格外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剧色彩。这不仅上从世道人心上可以看出来，还可以从上述沉重而伤感的"景点"里解读得出其中的意味。

　　 秦腔遥远 在古老的城墙下，听秦腔、吼秦腔成了今天许多西安人日常生活中一件自得其乐的事情。唱戏的投入，听戏的也投入。唱者多为关中汉子，方面阔口，状极威武。提袍抖袖，大吼大唱，一条嗓音破空飞去，撞在城墙上，踅回来，声犹震耳。秦腔的唱腔里和着黄土高原的风沙，夹杂着黄河奔腾咆哮的旋律。的确，秦腔是杯烈酒，喝了才知道魂之所系；是出天歌，听了才知道酣畅淋漓。秦腔是黄土地的灵魂所在。是一个旧帝都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都在唱念做打中年复一年地流走，西安人生活的艰辛和对幸福的渴望也都在锣鼓镲钹一阵阵的快慢板中一点点地融化。

　　 八百里秦川，从西周到大唐，一直是华夏民族的中心，而西安正是这个中心的心脏。水草丰美的渭河养育了这一带的农业文明，秀色可餐的关中女子羁绊了十三代帝王的心。秦腔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浸养出来，像一块厚密的馍在鲜亮的老汤中慢慢散发它的味道。西安人习惯把秦腔称为"大秦腔"，不仅是因为秦腔原始豪放、高亢激昂的旋律，更是因为秦腔本身强硬的气魄和它唱腔里所表现出来的烈性和野性。从周秦汉唐一路走来的西安人，他们迷恋秦腔，并不全因它土生土长古音古意，而是秦腔石破天惊的撕扯吼叫最能表达他们灵魂的渴望震颤。这个城市，地下埋有皇陵，地上建有寺庙，阴气重于阳气，人们用秦腔惊天地泣鬼神的阳刚之气，来平衡几千年郁积的阴气。

　　 秦腔的豪气说起来是有种族渊源的，它的哀怨细腻是在关中女子水一样的目光中滋养出来的。据说秦腔起源于秦代那首著名的诗--"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刺秦是悲壮的，如同飞蛾扑火。乐师高渐离作歌送荆轲，必是在豪饮之后，站在峁塬之上，看着渐去渐远的荆轲消失在黄色的原野上。而荆轲，是怀着必死的信念去刺杀暴君嬴政。缭绕于耳畔的歌声如泣如诉，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悲切之中充满着男人的豪气。那时候想必有浣纱的女子，向他扬起红色的兜肚。这歌声十足的韵味才在他的胸中漫散开来，让他生出一点侥幸的希望。而那一次，高渐离却吼劈了嗓子，嘴角流血。所以--"秦腔的境界在于吼。"在西安，无论是谁唱秦腔，也无论是唱什么段子，"都要用生命的底音"。因为那是来自洪荒时代的声音，野兽畏惧，天地震惊。这声音是带铜质的，是经过亮丽的阳光打磨过的。这声音是带冷峻之气的，是经过西伯利亚冷风揉搓过的。这声音还是带血丝的，它自吼唱者的肺腑发出，麻烂喉咙，因之，有一种悲壮的肃杀气势。

　这种肃杀之气也只能是属于西安。依照中国传统的五行学说，西方属金，本多肃杀之气，何况又是一座有着青砖高墙的"废都"？的确，夕阳残照，汉家陵阙，西安往日的繁华早已了无陈迹，似乎只有"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了。

　　 长安，长安曾经有过嘹亮的号角，有过慷慨激越的塞上曲、凉州词、燕歌行，也有过轻歌曼舞，霓裳羽衣，长安往事对于今天的西安来说无异于前世今生，但是往事是何等灿烂啊。

　　 秦腔的鼻祖在秦声时代就勇于开拓，终平六国。他们唱着秦腔，骑上烈马，挥动利剑，奔向沙场，迎着烈烈西风，呼啸于大漠，驰骋于草原。秦人被六国称为虎狼之师。他们是真正的男人。他们黄钟大吕般，嘶唱着"岂回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予，与子同仇!"他们东出函谷，强于诸侯；西并诸戎，开地千里。那是何等的雄壮!汉承秦制，其后三百多年，班超弃笔从戎，率英雄三十六，经营西域，把秦声带到那里。也许秦腔今日能风行西北五省，就是当时打下了基础。当然，那时的秦腔是单纯的，并没有被涂上许多外在的色调。如《史记o李斯列传》中所说："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呼，怏耳目者，真秦之声也。"应该说，那时候的秦腔还是处于一个胚胎时期，还算不上什么真正的秦腔。但继之两晋六朝，传至隋唐五代、宋元之后，到了明清秦腔则不再是单纯和幼稚的了。秦腔在明代万历年间已经相当成熟，六种唱腔、十三门角色都有严格的规矩。办堂会唱秦腔曾经是关中一带的胜景。甚至在清代，秦腔一度杀出关中，搅乱京华，与昆曲抗衡。

　　 清人严长明在《秦云撷英小谱》中说，"弦索流于北部，安徽人歌之为枞阳腔，湖人歌之为襄阳腔，陕西人歌之为秦腔。"明至清，则形成了东、西、南、北、中五路秦腔。那时，全国上下更是"到处笙歌，尽唱魏三之句。"(魏三，即清代著名秦腔艺人魏长生)的确，说到秦腔，关中名旦魏长生是不能不提的。此人在乾隆年间即已成名，在关中一带声名斐然。乾隆四十四年，魏长生进京闯荡，一出《背娃入府》轰动京城，王公贵族先睹为快，票房居高不下，一时间其他剧种无人问津。乾隆大怒，拘其入宫，令改昆腔，魏不从，遂被逐出京师。魏发誓"不复入京，何为大丈夫!"终于在嘉庆六年再回京都。当时禁令未解，御旨只许演一出《背娃入府》。魏长生竭毕生所能，声调高扬处声裂九天游云。全场再度轰动。闭幕后魏长生泪洗粉面，长叹"吾誓圆也!"溘然长逝。就这样，数千年来，秦汉雄风，盛唐气象，裹挟着古老而沉重的大秦之音，艰难地行走在庙堂和民间的话语之间，贾平凹在其文《秦腔》里说："有了秦腔，生活便有了乐趣，高兴时，唱'快板'，高兴得是不及烈性炸药了一样。要把一整个身心粉碎在天空!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肠的唱腔，却表现了那么有情有味的美来，美给别人的享受，也熨平了自己心中的愁苦的皱纹。"只可惜，到如今秦腔也只能是王城唱晚了，真正的王城唱晚。今天的秦腔已无法再现当年的辉煌，因为秦腔芳华已逝。

　　 帝都尴尬 作为一个典型的废都，一直以来西安这个王城的命运与遭际对这个城市人的心态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王城唱晚，王城人内心的感受真是难与人言。

　　 西安在名为长安时曾经是如何的了得啊，区区"长安"两字书写了巅峰时期的辉煌。从"文景之治"到"贞观盛世"，长安成为了古代都城的典范。曾经的长安是国际都市，站于世界之巅接受无数的西方移民。八大古都中，政权建立在长安的是最稳定的。在政治文化上西安对古中国贡献良多。

　　 西安用许多细节执着地表明着古都风范。到了今天，西安的土话里有许多发音还是古汉语发音，可以追溯到诗经年代，而且从沿用至今的地名中也可以窥见一斑：罗敷、长安、灞桥、马嵬坡。

　　 古城见证了文王开创都城，秦始皇威镇华夏，项羽和刘邦你死我活的仇杀，卫青、霍去病马踏匈奴的铮铮铁骨，张骞、玄奘、法显从此开始追寻梦想的出发到历尽千难万险的回归，唐太宗李世民在此成就贞观之治，一代女皇武则天麻雀变凤凰，李白、杜甫在此吟诗交友，王昭君从此出塞远嫁，杨玉环被迫出城自尽。真可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城楼上演绎千年大戏，戏演得好坏直接关系着天下苍生的命运，也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兴衰。

　　
    被称作"故都"的地方，一般来说都有谢幕的意思，但西安又是不甘的。

　　 西安，给了中国人最多的怀想资源。直到今天，在西安这个诡谲的斯文之地灵性之地，奇人高人时有所见，不管是在饭馆里、夜市上，还是护城河边的垂钓中，你可能一不小心就能撞上一个熟读《周易》的，研究天象的，精通佛经道义的，拆字算命的，他们神态安详衣饰不鲜，混迹在芸芸众生中绝不显山露水，但个个身怀绝技、卓而不群。但另一方面，因了故都情节导致的自大自闭，西安人往往好言老、好自大。阿Q喜欢说"我们先前如何如何"，西安因为历史悠久，也嗜好追溯各种事物的源头而把"第一"拿到手里，有如古代迟暮的美人，喜欢在历史的镜子里顾影自怜，得到某种心理满足，爱以中华文化正宗嫡传自居，别人都是夷、是狄、是海派胡脉，只有自己是天子脚下的臣民，总是脱不了故都子民的贵胄情绪。

　　 总之，千年帝都的自负在西安人心中还是很有份量的。虽然西安自唐以后风光不再，但千年帝都臣民的荣光使他们从自尊终至自负，时至今日，西安人的骨子里仍去不掉帝都意识和皇家派头的优越感。因为自负，也因为优越，西安人是"长安，长安，常年平安"。在动荡、变迁的时代中，他们大多冷眼瞧着大门外，看莺飞草长，花木荣枯，却保持自己不紧不慢的脚步。

　　 一方面是自负，另一方面则是自卑。因为在今天，作为西部的明星城市，西安已经不能称老大了，比如和重庆比起来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可能更胜一筹，但是重庆作为西部唯一一个直辖市自然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西安有兵马俑华清池，重庆有三峡；西安有半坡遗址，重庆有老屋基旧石器时代遗址；西安有德福巷，重庆有磁器口老街……在西部西安尚且不能称王，更遑论全国了。这是西安深刻的自卑了。

　　 西安的自卑还体现在潮流趋势上。廉颇老矣，自然不能领袖群伦。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西安有"新新人类"吗？当然，不能说没有，毕竟是个省会城市。但"新新人类"在西安有点不同。他们的打扮潮流一般来说总是比其他的地方慢上半拍，处于一种跟风的状态，所以，严格地讲，西安的"新新人类"应该被称为"旧新新人类"。遥想盛唐当年，作为中外闻名的国际性大都市，西安可是时尚的策源地，在时尚方面一向是别的城市和国家模仿的对象，现如今，跟风尚且气喘吁吁，由不得西安不自卑了。

　　 时间带走了一些东西，也留下了一些东西。站在西安的城墙上，看眼前这个城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任何一个游人都可以感受到晚风徐徐，只是--现在的西安风和秦始皇指点江山时的西安风大有不同。

　　 在自负与自卑之间，一个曾经的帝都尴尬毕现。

不悲都让怨天尤人唱悲了！

长见识了

楼上咱两引用一样的诗句，呵呵

回楼上：幸会幸会！ 英雄所见略同！

长安长安,永远的长安.

引用:

原帖由 最爱宝马 于 2008-5-23 21:38 发表
楼上咱两引用一样的诗句，呵呵

如果俺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不是诗句，是元曲吧？

反对把“悲情之城”加到西安头上，和辉煌时期比，是失落了不少，但没有什么悲情的事件。此前悲情已被冠到南京之前，主要因为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还真是够悲情的